今日推薦118——《中國歷史的側面Ⅱ：近代史疑案的另類觀察》

隨州新華書店

[摘要]《中國歷史的側面Ⅱ：近代史疑案的另類觀察》一書挖掘出了諸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顛覆了普通歷史書上的忠奸兩列、黑白分明。

《中國歷史的側面Ⅱ》，馮學榮 著，吉林文史出版社

本文摘自《中國歷史的側面Ⅱ》，馮學榮 著，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時間：2015年1月。

比日本人稱呼中國為“支那”更早的，是一個唐代的中國人，他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師。

玄奘法師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記》里面，記載了拘摩羅王和玄奘法師的一番對話如下：

拘摩羅王：“自何國來，將何所欲？”

玄奘法師：“從大唐國來，請求佛法。”

拘摩羅王：“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日，去斯遠近？”

玄奘法師：“當此東北數萬余里，印度所謂摩訶支那國是也。”

這段文獻翻譯成現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拘摩羅王：“你是從哪個國家來的？來我們這里干什么？”

玄奘法師：“我從大唐國來，是來求佛經的。”

拘摩羅王：“大唐國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遠的路程？”

玄奘法師：“往東北方向走幾萬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

玄奘法師所說的，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古印度將大唐國稱呼為“至那”、“支那”、“脂那”。

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是在唐朝。當時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學習的對象。

于是，從唐朝開始，一些日本僧人就開始在文獻中，稱呼大唐國為“支那”——注意：那時的日本，不但對大唐絲毫沒有惡意，而且還相當地仰慕大唐。

唐朝時代的日本僧人，為什么稱呼大唐為“支那”呢？因為當時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讀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經——古印度人將中國稱為“支那”，唐僧也跟著學，于是，日本僧人也跟著學。

可見，“支那”一詞，從其誕生的最初來看，其實并沒有歧視、侮辱、蔑視中國人的意思。

“支那”一詞在日本的影響進一步的擴大，是從江戶時代（17世紀初）起，當時的中國處于明朝時期。

那么在明朝的時候，日本為什么不稱中國為“中國”，而是沿襲舊稱，繼續稱呼中國為“支那”呢？

因為——日本要避免混淆。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在明朝以前，“中國”這個名詞，并不常用。當時大明國的周邊小國，都知道“大明國”、“大明”，而不知道“中國”——反而是在日本，有一個地方名叫“中國”——日本本州島西部的“山陽道”、“山陰道”兩個地區，在日語中，合稱“中國地方”，也簡稱“中國”。

因此，如果把大明國硬稱為“中國”，則在日本國內必然會造成混淆。

兩個地方叫同一個地名，很顯然會造成誤會。所以，日本從明朝開始，舉國上下就習慣了稱呼大明國為“支那”，而不叫“中國”——為的是與日本國內的“中國地方”區別開來。

直到后來抗戰勝利，日本迫于戰勝國——中國的壓力，才普及了“中國”的稱呼，并開始遷就中國，將日本的“中國地方”改稱“山陽地方、山陰地方”。

事實上，將中國稱呼為“支那”的，遠遠不止日本一國，至少還有以下國家的語言，都稱呼中國為“支那”：泰語、法語、馬來語、德語……更有甚者，俄語更是將中國稱呼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

在中國的歷史上，將中國稱呼為“支那”的，也不僅僅是日本人，在中國，大量的漢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經將中國稱呼為“支那”。下面舉一些例子：

我們知名的中國皇帝唐玄宗，寫過一篇名叫《題梵書》的詩，行文如下：

鶴立蛇形勢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無言語，

穿耳胡僧笑點頭。

可見，咱們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國家叫作“支那”——這簡直是反了，反了，成何體統。

梁啟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變記》里面，也有這樣一段話：

“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

看到了嗎？我們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梁啟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國叫作“支那”，而且還往上加了個“我”字——“我支那”。

還有更瘋的。章太炎寫過一篇《正疆論》，他說：“以支那與日本較，則吾親支那；以日本與滿洲較，則吾寧親日本。”

章太炎這段話，是什么意思呢？他說：“拿支那和日本來選擇，我親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來選擇，那么我寧愿親近日本！”

可見，“章瘋子”不但稱自己的祖國為“支那”，而且還高聲唱道——“日本比清廷還要親”。肉麻死了。

還有，中國近代知名學者嚴復，曾經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翻譯成《原富》，他是這樣翻的：

“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國皆有海禁，以內地市場已廣，不愿有外交致窺伺。然而是三國，皆古盛而今衰。”

很清楚，嚴復也將自己的偉大祖國——中國稱呼為“支那”。

還有，康有為流亡印度期間，他的女兒康同璧，從中國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寫詩自夸，夸自己是一個了不起的“支那人”：

舍衛山河歷劫塵，

布金壞殿數三巡。

若論女士西游者，

我是支那第一人。

這還不算呢，許壽裳在其回憶錄性質著作《我所認識的魯迅》里面，記錄了魯迅的一段往事如下：

“魯迅在日本住旅館，要登記姓名、籍貫。魯迅寫下：周樹人。但是籍貫卻不能寫中國。因為日本的山陽地區也叫中國，如果魯迅寫中國，會造成混淆，結果魯迅寫下‘支那’兩個字。不料，日本旅館店主見是清國人，認為是貴客，免費給魯迅升級了房間。”

許壽裳作為日本留學生和魯迅的知心好友，他的這一段回憶，說明了以下的幾個問題：

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說“中國”二字，的確會造成混淆。

2.魯迅稱呼自己的祖國為“支那”，毫不以此為恥辱。

3.魯迅自稱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沒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視，反而還因此被日本人視為貴客，免費給升級房間。

那么，為什么“支那”一詞在近代史上，會被視為一個侮辱性質的詞語呢？其實是因為自從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對中國的殖民侵略，在中國民間催生了一股強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之下，中日兩國之間任何的事情，都變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詞，也就難免成為眾矢之的了。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一個客觀的事實，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確歧視中國人，這種歧視是客觀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跡可尋的，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支那”這個原本是中性的詞語，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

這個邏輯用一個加法算式來演示，是這樣的：

日本人歧視中國人＋日本人稱中國為“支那”=“支那”是侮辱詞

我們從這個等式里可以看出來，“支那”稱呼本身并不是問題，“歧視”才是問題的所在。因此，我們這個算式再簡化一點，是這樣的：

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詞

歧視你＋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詞

也就是說：在民國時期中日關系惡化之前，日本稱中國為“支那”，當時的中國人不但不在意這個，而且還跟著這樣叫。但是中日關系惡化之后，“支那”這個稱呼就成為一個事了。當時民族自尊心較強的國民意識到，日本人歧視我們中國人，因而，“支那”這個詞就成為了一個帶有侮辱性質的詞語了。

這就是“支那”一詞的歷史由來以及它的含義演變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