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隨州新華書店 于 2014-10-31 17:16 編輯
[摘要]國家侵吞社會權力，將社會主體做弱，弱到社會權力完全無力遏制、抗衡、扭轉政府的行為，甚至政府的不法、侵權行為。在這兩種權力的博弈當中，政治權力完勝，社會權力輸得連底褲都沒有了。
商鞅舌戰 關于作者：廖保平（西越），知名評論家、作家、詩人，“中國反憤斗士”。出版《中國誰在不高興》、《打撈中國憤青》、《辛亥百年》等。 在春秋戰國那個混戰的時代，應付戰爭是一切諸侯國政治運轉的核心，天大地大莫如生死存亡事大。換言之，國君必須有能力將人民像螺絲釘一樣嚴密組織起來，裝到戰爭機器上面，使戰爭機器高效運轉，才能完成稱霸或自保的現實緊迫任務。 這部戰爭機器運轉主要靠什么？靠農戰，靠耕田和打仗，只有強大的農業才能支持不斷擴大的戰爭，只有強大的戰爭能力才能稱霸天下。秦國要負擔100萬的軍隊，要實現差不多五個人養一個兵的極限目標，國君必然要控制人民，將他們驅趕到農場和戰場上去。 這就涉及人民愿不愿意做螺絲釘，聽不聽從國君指揮的問題，即國君能不能、如何駕馭人民為之服務的問題。畢竟，人性決定了人民好逸惡勞，樂生惡死。但國君要爭霸要自保，必須要驅使人民辛苦勞作、冒死作戰。國君所喜，恰為人民所惡，國君與人民各坐蹺蹺板一端：國君上去了，人民就下來；人民上去了，國君就下去。國君與人民形成了一種“民弱國強，民強國弱”（《商君書？弱民》）的對立緊張關系。 馭民在商鞅眼里等同于制民：“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勝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商君書？弱民》）國君想在戰場上搞定敵人，先要在國內搞定人民，搞定人民才能搞定敵人。這頗有點“攘外必先安內”的意思——內部都搞不定，哪里有能力搞定外部，不被敵人吞并已算萬幸。所以，“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商君書？說民》）要是“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虱勝其政也”。（《商君書？靳令》）即國君搞不定官吏，官吏搞不定人民，這叫做六種虱子把政府搞垮了。 確實，如果人民強大，國君弱小，國君就很難駕馭人民。譬如說人民很富有，哪怕有“軍功爵”誘惑，也不如窮光蛋那樣積極參軍參戰，因為富有，就不愿意靠賣命賺錢；要是人民很強大，他們就不聽政令，因為他們有力量抵制國君的威壓。故“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罰威也”。（桑弘羊語，出自《鹽鐵論》）反之，則非常容易。那么，國君要“制民”，要想使人民聽命，必然要弱民，既不讓其富有，也不讓其強大，使其乖乖就范。所以，對于國君來說，根本一條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治理有方的國家一定要使人民處于弱勢，壓抑民眾的欲求、智能、意愿、權利。這套濫觴于法家的“弱民理論”，一直被后世國君奉為治國的葵花寶典，修煉于心。 弱民容易引發民眾反抗，弱民是一項很強的技術活，要做到既弱民、又不引起民眾的暴力反抗，委實讓統治者煞費苦心。而法家商鞅在這方面既有豐富的理論，又有成功的實踐。 一、以愚民達到弱民 知識就是力量，讀書使人長知識，等于掌握知識權力，有了權力就不好控制，不能想要他干嘛就干嘛。商鞅深諳此理，認為要想弱民，先需愚民，要想愚民，則“民不貴學問”，讓老百姓目不識丁，自然會把官方當作學識權威來依賴，不加（能）思考予以執行。反之，“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奸”（《商君書·壹言》），翻譯過來是：“治國，如果開導人民的知識，而不加以堵塞，人民的知識就增長。人民的知識增長，而不去攻打敵國，就產生奸邪。”（高享《商君書注譯》，中華書局1974年11月版）民眾的智、愚直接影響民眾對戰爭的投入，進而影響戰爭的成敗，在一切為了戰爭，戰爭為了一切的非常時期，國君必然采取有利于戰爭、有利于統治的愚民政策。 在商鞅看來，“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商君書·墾令》），人民愚昧無知，“農靜誅愚”，不推崇學識，就會一心一意耕田種地。反過來，“屬于農，則樸；樸，則畏令。”（《商君書·算地》）人民一心一意耕田種地，無暇顧及學識，就會愚昧起來，就會畏懼法令。人民畏懼法令，國君馭民的目的就達到了：平時安于務農，戰時積極充當炮灰。故曰：“圣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歸心于農，則民樸而可正也。”（《商君書·農戰》）如此，商鞅就將愚民政策和重農政策、先軍政策整合成有機的一體，既弱了民，又壯大了國家機器。 二、以析民達到弱民 商鞅在秦國推行分戶析居的政策：“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史記·商君列傳》），規定一個家庭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兒子，成年后，必須分財別居，自立門戶，各自耕種生產，否則要加倍征收其賦稅。然后，進行嚴格的戶口登記，將人口一一登記造冊，“凡國家治術所掌握的每一個人口的一切狀況、家庭關系等等，盡在戶口一簿之中。因之，政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統理庶政。”（張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 將宗法家族分析為以家庭為單位的一家一戶，并進行嚴格的戶籍登記管理，固然是使帝國的賦稅、徭役、兵役政策落到實處，增加財政收入。其實也是通過強制解散大家庭，削弱家庭、家族力量達到弱民的目的。 這種將人民離析為原子化存在的弱民法，歐洲也曾用過，“歐洲教會最早從公元4世紀開始就反對家族內通婚，這一政策部分是擔心近親結婚極有可能造成后代的基因缺陷，不過還有別的目的。貴族在親戚之間通婚為的是把財產保持在家族之內，教會則擔心這樣會使王室的勢力越來越大，對教會權力構成威脅。”（吳鉤《隱權力》，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年2月版） 三、以錮民達到弱民 讀萬卷書，還要行萬里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到處走走看看，可以增長見識，增加信息源，可以貨比三家，發現別人的優處，知曉自己的不足。民眾自由遷徙，還可以“適彼樂土”，哪個諸侯國好就去哪個諸侯國定居。可是，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自由遷徙、擇國而居的話，譬如齊國有文化底蘊，我想去齊國定居，楚國有風情，我想安家于楚，就會有人口的流進與流出，要是因為秦國不“宜居”，造成大量人口流失，勢必損害國家的實力，這是秦國國君最不愿意看到的。 商鞅針對性地提出，“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之民無所于食而必農。”（《商君書·墾令》）譯過來是講，禁止民眾自由遷徙，他們就會愚昧無知，那些不安分的到處遷徙，擾亂農事的人就會失去混飯吃的地方，只好老老實實種地。這很好理解，民眾不得“擅徙”，將其禁錮在一隅之內，就不能接受外面的信息，其他國家是什么樣子，不能眼見為實，沒有比較，只能聽官家說了算，說是紅的就是紅的，說是黑的就是黑的，說我們最亞克西，就相信我們最亞克西，于是安于現狀，支持現統治，就達到了商鞅所說的目的：“無外交，則國安而不殆”（《商君書·墾令》），民眾沒有機會與外國人交往，國家就非常安全了。這有點像現在的朝鮮，不讓人民“逃北”，“逃北者”被抓到要處以嚴厲的懲罰，無非是愚民，讓人民覺得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度。 四、以辱民達到弱民 辱民就是侮辱人民，使人民人格低下卑賤。一個人在人格上低下卑賤，在精神上抬不起頭，就不是有力量的人，是精神的弱者。譬如被壓制的、打入另籍的商人，列入“四民”之末，他們雖然有錢，卻沒有社會地位，沒有社會好評，仍然被人瞧不起，并沒有與其物質相匹配的精神驕傲，仍然是弱民。 商鞅辱民的理由是，“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商君書·弱民》）。民眾倘若有了他們內心的尊嚴和榮譽，就會輕視爵位，鄙視官吏。“辱則貴爵，弱則尊官”（同上），民眾只有處于卑賤之中，才會看重顯赫的官職爵位。必須將民眾高傲的頭顱摁下去，極盡污辱之能事，就像劉邦拿儒生的帽子當夜壺來撒。侮辱老百姓，讓民眾毫無尊嚴可言，從而尊崇權貴，敬畏皇家，官家皇家稍微尊重一下他們，給點小恩小惠，就會感恩戴德，謝主龍恩，無尚榮耀。 怎么辱民呢？商鞅認為重要的一條，就是“治民羞辱以刑”，用殘酷的刑法來羞辱人民，讓他們知道何為真正的羞恥，什么是真正的榮耀。商鞅主張法律平等，主張肉刑，無論貴族還是平民，犯了法動輒“斬人肢體，鑿其肌膚”，不是割鼻子，就是臉上刺字，再不就是把人宮（宮刑）了，不但行刑非常恐怖，更重要的是進行身體和人格的羞辱，讓人卑賤得抬不起頭來。 聶作平先生認為，辱民的實質，就是國家通過各種法令和措施，使民眾永遠生活在卑賤和猥瑣的陰影里。在這種卑賤猥瑣的生活中，民眾就會對官爵和權力產生異乎尋常的渴盼與崇拜。這樣，當國家用官職和爵位作為對民眾的獎賞，要求民眾為了所謂國家利益挺身而出時，民眾就會像一條條餓極了的狗看見肉骨頭一樣。（聶作平《秦國是怎樣崛起的？——重讀商鞅變法》，載《歷史學家茶座》2011年第一輯）這樣一來，尊崇官職的官本位社會心理就慢慢培育根植下來。 五、以貧民達到弱民 “人窮志短，馬瘦毛長”，人窮了，腰桿挺不起來，難以有獨立意志，別人稍施恩惠，就容易依附上去。相反，“富則輕賞”（《商君書·弱民》），老百姓富裕就不在意為國家服務的賞賜。所以商鞅說，“力富則淫，淫則有虱。民富而不用”（《商君書·弱民》），意思是，人民致富了就會放縱，放縱就會產生如虱蟣一樣的弊端，不易役使。商鞅明確地告訴國君，民富對國君來說絕不是一件好事，就像人身上長虱子一樣，必須通過限制自由經濟，使人民保持貧窮。 如何才能實現經濟上的弱民呢？總的策略是“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商君書·去強》）。國家富裕，而用讓人民貧窮的辦法來治理，這是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國家就強大；國家貧窮，而用讓人民富裕的辦法來治理，這是窮上加窮，窮上加窮的國家就弱小。具體的辦法，我們在前面章節都有論述：一個是將土地、山澤、鹽鐵等收歸國有，實行國家專賣，做大做強國有經濟，這樣與民爭利，國家得利多，人民得利少，則國強民弱；另一個是打擊民間資本，通過掉尾術和耗財術削弱民間財力，民間無經濟無實力，就弱勢。 六、用“奸民”達到弱民。 商鞅在弱民的論述中，有一種“奇談怪論”，即以奸馭良——用奸民來統治良民，搞流氓統治術：“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浥，必治至強”（《商君書·說民》）；“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商君書·去強》）不是以良民來管理流氓惡棍，而是以流氓惡棍來管理良民，這種看似不可理喻的做法，卻是專制集權、控制民眾有效的辦法。 首先，按李禹階先生的說法，這里的“善民”是指效法三代以來家族倫理，踐行儒家仁、禮之說，顧全道義，注重家族、宗族私情，并不愿為自身利益揭發、出賣他人的民眾。這些人是不能作為國家依靠的對象，不能倡揚其行的，他們本質上是損害了國家與君主利益的。而所說“奸民”，則是指不顧宗法情誼、社會道德，在執行國家頒布的連坐互罪制度中，為了獲取重賞、官爵，而不惜出賣、告發他人甚至親屬，以期獲利的不孝不悌不仁不義之人。（李禹階《<商君書>“以奸民治善民”論探析》，載《重慶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再有一點，就是“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商君書·弱民》）即國君（國家）制定的政策法令是人民所憎惡的，人民就弱；國家制定的政策法令是人民喜好的，人民就強。人民弱了，國家就強；人民強了，國家就弱。為了強國弱民，國君（國家）必然視民如寇仇，制定政策法令不是順著人民的喜好來，而要逆著人的喜好出，具有強烈的反人民性。 這樣就很好理解商鞅的良苦用心了。既然“善民”是講仁義道德的，不符合道義、宗族私情的事情不去做，那么國家頒布的那些反人民、反宗族，卻可以讓國家強大起來的政策法令，他們自己不會遵行，也不愿意執行到管理對象身上。譬如“善民”講親親相隱，不為利祿所動，揭發舉報他人，出賣親人。用這些“善民”去管理“奸民”，因其有太多于禮于義于道于仁所不忍的東西，國家政策法令難以貫徹，不能弱民，只會弱國。 相反，“以奸民治善民”很容易達到國君所求。用不孝不悌不仁不義、只顧一己私利的“奸民”（頗似酷吏），去做越殘忍越容易升官發財的事，“奸民”樂意得很，陷害殺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將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何難之有。越是“善民”越不忍遵行殘酷的政策法令，越容易被“奸民”發現大做文章，上下其手，以獲私利。這就達到了商鞅所說的，“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商君書·說民》）即國家任用善良的人，民眾就會相親相愛；國家任用奸惡的人，民眾就會敬畏國家政策法令。 “善民”中很大一部分正是浸淫于禮義的貴族，商鞅這一招，等于用流氓惡棍，來鏟除貴族勢力。那些原先趾高氣昂的貴族沒落，正好達到商鞅所要的政令暢通和屈民伸君的目的。這真是一舉多得的陰招，看似不可理喻，其實“高明”得很。 弱民以后，國君（國家）可以任意駕馭人民，輕而易舉地將其裝拼到戰爭機器上，或者成為耕種工具，或者上戰場當炮灰。何況，國家還給予豐厚的“軍功爵”回報。人民貧弱無力而想翻身，只能靠國家“恩賜”，只能與壟斷“利源”的國家進行交易（并不平等），努力種地，拼命殺敵，以此換取權勢地位財富等重要社會價值資源。到了后來，尤其隋唐確立科舉考試以后，在和平年代，獎勵農戰換成了獎勵讀書，為了博得一官半爵，只要有一線希望，也要盡百分百的努力去讀書考試。 這樣看，法家之所謂“弱民”其實是為了“用民”，為我所用。弱了才好用，用得順手，強了就不服從，不好用。在法家眼里，老百姓跟牛馬犁耙沒有什么區別，無非工具而已。與牛馬犁耙這類工具不同的是，對老百姓需要更加復雜的修理、調教、利誘才好用，而一旦修理、調教、得誘好了，其作用則百倍于牛馬犁耙。 從更深的層次講，國君（國家）弱民的根本目的是打壓民間，擠壓社會權力藏身的空間。國家權出一門，包攬政治權力，利出一孔，壟斷重要自然資源，又一桿子插到底，干預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控制社會的每一個人，社會中的每一個領域都無法自治，每一個人都無法自主，成為國家（帝國）機器運轉的螺絲釘。 國家侵吞社會權力，將社會主體做弱，弱到社會權力完全無力遏制、抗衡、扭轉政府的行為，甚至政府的不法、侵權行為。在這兩種權力的博弈當中，政治權力完勝，社會權力輸得連底褲都沒有了，因為，私人領域是個人最核心的自由與權利，可是政治權力卻能深入到私人生活領域（私人生活處處被監視），形成所謂“代表型公共領域”（哈貝馬斯語）。這樣，政治權力就完成了對社會權力的“吞食”，官本位想不產生都不可能。 | 
發表于 2014-10-31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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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憤斗士？沒有激情還搞個毛線，別毀了我的“槍”行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