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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１０年來，我國電信詐騙案件每年以２０％－３０％的速度快速增長。２０１５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電信詐騙案件５９萬起，同比上升３２．５％，造成經濟損失２２２億元。今年１月至７月，全國共立電信詐騙案件３５．５萬起，同比上升３６．４％，造成損失１１４．２億元。

　　２０１３年至今，全國共發生被騙千萬元以上的電信詐騙案件１０４起，百萬元以上的案件２３９２起。很多群眾的“養老錢”“救命錢”被騙，傾家蕩產、家破人亡；有的企業資金被騙，破產倒閉，引發群體性事件。

　　盡管近年來有關部門不斷加大打擊力度，但電信詐騙犯罪仍呈愈演愈烈之勢，成為社會公害，人民群眾深惡痛絕。對于這一社會毒瘤，如何才能鏟除？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貴州省都勻市經濟開發區建設局被犯罪分子冒充上海市檢察院騙走１．１７億元（案件已破）；２０１６年１月，河南省周口市村民熊軍志被犯罪分子以銀行卡扣年費名義騙走８０００元后上吊自殺（案件已破）……電信詐騙分子屢屢得手的背后，隱藏著怎樣的詐騙伎倆？

　　公安部刑偵局介紹，電信網絡詐騙是非接觸式犯罪，受害人上當受騙一般都是從接到某個電話或信息開始。電話的一頭是受害人，另一頭則是組織嚴密、分工精細的詐騙犯罪團伙。

　　臺灣桃園人簡某是今年４月大陸公安機關從肯尼亞押回的７７名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之一。他所在的犯罪團伙將話務窩點設在遙遠的非洲，專門針對大陸群眾實施詐騙。

　　“我們分為一線、二線和三線。”簡某供述，他們自稱“公司”，老板和骨干成員都是臺灣人，組織嚴密、分工明確。一線人員冒充郵局、快遞公司、電信公司等；二線人員冒充公安民警；三線人員冒充檢察官或者金融部門的人；另外還有負責招募詐騙人員、技術維護、獲取受害人個人信息的人員。

　　辦案民警介紹，詐騙分子通過網絡改號電話與受害人聯系，顯示為大陸政府部門或公檢法機關的電話。一旦受害人被誘騙將資金轉入指定的銀行賬戶，金主（團伙老板）就指揮臺灣的“水房”（轉賬窩點），通過網銀將資金以金字塔狀層層分解到若干個賬戶，組織若干臺灣“車手”（取款人）在臺灣瘋狂取款。金主拿到贓款后再按照約定比例，給電話窩點、“水房”“車手”等發“工資”。

　　“臺灣的‘水房’有專人負責與大陸開販銀行卡團伙聯絡，通過快遞收購大陸銀行卡。臺灣金主與‘水房’‘車手’有長期合作關系，金主會定期向話務窩點提供銀行賬戶。”辦案民警告訴記者。

　　與犯罪分子在境外實施的電信詐騙案件相比，境內電信詐騙案件的作案人員多是個人或小作坊方式，有些地方以親戚同鄉關系為紐帶，形成地域性職業犯罪群體。他們除了利用網絡、電話詐騙外，還利用木馬病毒遠程盜取受害人的通訊錄、手機綁定銀行賬號，截取短信驗證碼等，繼而實施冒充熟人詐騙、退稅詐騙、中獎詐騙等；一旦得手，迅速通過網銀轉賬、第三方支付平臺、賭博網站、購買網絡游戲點卡裝備等方式套現洗錢。

　　公安部數據顯示，境外電信詐騙犯罪主要是臺灣人組織實施，占大陸電信詐騙案件總數的２０％，損失的５０％。千萬元以上的大案要案基本都是臺灣電信詐騙集團實施。

　　近年發案情況還顯示，為增加欺騙性，犯罪分子緊跟社會熱點，精心設計騙術“劇本”，針對不同群體量體裁衣，從“猜猜我是誰”“你有法院傳票”，到助學貸款、征兵入伍等，五花八門。隨著公民個人信息泄露日益嚴重，犯罪分子也從過去“漫天撒網”、不定向尋找詐騙對象，逐漸發展為獲取被害人身份信息“精準詐騙”。

　　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一大隊大隊長陳宗慶在打擊電信詐騙一線戰斗超過１５年。“電信詐騙在大陸出現以來，公安機關一直保持嚴厲打擊態勢，但僅靠一家難以有效治理這個難題。”

　　“這類犯罪成本低、利潤大、易復制，只要是電話、網絡用戶都可能成為潛在受害人，犯罪收益巨大，因此犯罪分子越來越猖獗地實施詐騙。”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董邦俊說。

　　董邦俊認為，“互聯網＋”時代下，電信詐騙的便利性大大提升。例如，隨著互聯網電話的出現和普及，犯罪分子可利用改號軟件偽裝成國家機關，或者偽裝成銀行利用電話銀行密碼驗證機制，騙取受害人銀行密碼完成犯罪；獲取受害人基本信息、取得空白銀行卡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完成，詐騙非法所得也多是通過網上銀行等渠道轉款，并通過互聯網金融等途徑洗白。

　　——在通訊行業方面，目前有大量境外網絡改號電話進入千家萬戶，手機、寬帶、上網卡等電信業務記名而非實名的問題仍然嚴重，虛擬運營商行業管理混亂，違規開卡、隨意修改顯號歸屬等問題突出。

　　例如，近日引發關注的清華大學教授被騙１７６０萬元案，受害人接到顯示為北京的電話號碼，實際卻是犯罪分子在境外窩點使用北京電信一家代理商銷售的“中繼線業務”接入。

　　“改號電話在國內順利‘落地’，很大程度上是電信運營商為了逐利，將服務器和中繼線業務層層出租，對境外改號電話不進行攔截、過濾。”湖南省公安廳刑偵總隊重案支隊副支隊長郭建華告訴記者。

　　——在金融行業方面，大量非實名銀行卡被犯罪分子用來轉賬提現，網銀轉賬金額、登錄ＩＰ無限制被詐騙集團大肆利用，銀行卡安全防護存在隱患易被不法分子復制、盜刷，一些第三方支付企業不落實實名制，不法分子提供虛假資料就可申請ＰＯＳ機。

　　２０１４年，福建廈門發生一起單筆被騙金額達１５４４余萬元的電信詐騙案，經調查發現，詐騙分子用以轉賬、取現的銀行賬戶達１３００多個，無一是實名銀行卡。

　　——在網絡安全方面，犯罪分子能輕易入侵教育、醫療、車管等官方網站，大量竊取個人信息再賣給詐騙團伙，為其“精準詐騙”提供條件；木馬病毒、釣魚網站等能輕易竊取儲戶銀行賬戶、密碼信息，甚至遠程操控賬戶。

　　今年８月，山東省臨沂市女學生徐玉玉被犯罪嫌疑人以發放助學金為由騙走９９００元后猝死。經查明，犯罪嫌疑人攻擊“山東省２０１６高考網上報名信息系統”并在網站植入木馬病毒，獲取后臺登錄權限，從而盜取包括徐玉玉在內的大量考生報名信息。

　　——巨大的灰色產業群也成為電信詐騙的幫兇。一些不法人員從事盜取販賣公民個人信息、開辦販賣銀行卡、利用“偽基站”發送信息、提供通訊線路、專業轉賬取款、專業洗錢、開發網絡改號軟件、制作木馬程序等灰色產業，在與電信詐騙犯罪分子的合作中獲利，不少還建立相對固定的合作關系，形成犯罪網絡。

　　“金融、通信、互聯網等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卻忽視了安全管理，出現諸多安全漏洞讓騙子有機可乘、大肆作案，背后折射的是社會管理滯后之困。”董邦俊說。

　　同樣以案例說話，今年９月２日，７１歲的項老先生來到上海某銀行網點，準備將６０萬現金轉到“警察”提供的安全賬戶。上海市公安局靜安分局民警及時趕到：“您接到的是電信詐騙電話，千萬別上當！”

　　公安機關能夠及時獲知受害人即將受騙并成功勸阻，得益于今年３月起運行的上海市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平臺。平臺由市公安局牽頭，商業銀行、通信運營商、第三方支付機構和互聯網安全企業派員入駐，實行防范、打擊、治理一體化運作，截至目前，已關停涉案電話號碼２８００余個，封堵涉案有害網站９８８個，凍結涉案資金７９００余萬元，成功勸阻３．５萬余人次。

　　各地的更多創新探索正在不斷顯現成效。在北京，自２０１５年下半年警銀合作成立打擊防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信息平臺以來，截至今年５月中旬，已攔截全國范圍內銀行賬戶３５萬余個，攔截涉案資金１０億余元，并陸續返還受騙群眾。

　　在福建廈門，反電信詐騙被作為一項黨政工程，成立由公安、銀行、通信運營商等部門參與的反詐騙中心，極大地提高了防范打擊效率。２０１５年７月至今，已對９７０３起電信詐騙案件實施緊急止付，止付金額達４６８９萬元。

　　在國家層面，更大的協作格局已在建立完善之中——２０１５年６月，國務院建立由公安部牽頭、２３個部門單位參與的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以共同應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嚴峻形勢。

　　“電信詐騙犯罪必須有‘三流’的支撐，即‘信息流’‘資金流’和‘人員流’。”公安部刑偵局副巡視員陳士渠表示，防范打擊電信詐騙的關鍵，就是改變傳統辦案模式，公安、銀行、運營商等相關部門形成合力，從源頭管控“信息流”“資金流”，最大限度壓縮犯罪滋生蔓延空間。

　　一些先進技術手段也在投入應用。目前，已有互聯網企業與公安部門攜手，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基于海量大數據和機器學習方法的“麒麟”系統，有效遏制“偽基站”信息詐騙，從源頭切斷詐騙犯罪的“信息流”。

　　一是從刑事立法角度，參照金融詐騙、保險詐騙等模式將電信詐騙獨立成罪，設計合理的犯罪構成要件、合適的刑種，以確保罪責刑相適應。二是盡快出臺相應的電子證據相關細則，規范偵查、舉證活動。三是通過司法解釋、案例指導等形式，明確電信詐騙定罪量刑標準，消除法律適用的模糊地帶和同案異判現象。四是對電信詐騙使用的科技手段和相關電信、金融行業進行立法規范，明確并嚴格落實金融、電信等監管機構和具體運營機構的責任。五是破除各種法律障礙，落實電信實名制、金融賬戶實名制、電信設備和金融行業準入制等制度，從源頭遏制電信詐騙犯罪。

　　“電信詐騙罪是典型的跨區域犯罪，這就決定了對其防范打擊必然是建立在多方協作基礎上的，包括跨境協作和境內協作。”董邦俊說，特別是在跨境協作方面，應當通過國際協商、簽署相關法律文件，在法律框架內積極構建合作模式，并充分發揮國際刑警組織等國際組織和相關基礎協議的作用，綜合運用多種方式手段，開展跨境聯合打擊行動，對電信詐騙形成圍剿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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